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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是抗战艰辛的一年,蒋介石对美国的爱恨也高涨到不可控制

时间:2020-08-08 来源: A旺生活 点赞: 202

蒋介石在1940年的感情世界

综观1940年一年中,虽然蒋介石和宋子文所组成的新团队,已经积极努力求变,但是挫折感远远超过成就感。这就难怪蒋介石在私人感情上屡次发洩他对美国或是英美的怒气和怨气。他在心理上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写道,「美总统与其人民,一闻英法失败,不惜接济一切,其热忱非言可喻。而对我国抗战三年,人民苦痛,经济困难,求其现金数千万元借款救急,彼乃置若罔闻。可知白人种族界限之严。惜乎倭寇同种相残,至死不悟。如其果能以平等互助之精神与我华诚意合作,则东亚民族何至受白人如此之贱视哉?」又说,「美国罗斯福对我呼声要求其协助金融亦置之不理。若不自立自强,任何外交皆为空虚。」最后甚至说出了更悲观的话,「尤人怨望非君子之道,对美俄只望其不加害于我而不助于敌,则足矣。」

此时蒋介石看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我激励,不放弃继续抗战,「应以自求自救为第一义也。」而对于西方国家则无需存任何幻想,因为它们根本不顾中国抗战。「美俄对我之要求接济皆澹然置之。英法对我提议在远东合作,亦以『感谢』二字答之。若非自立自强,谁能助人?后人须记今日我国之被列强轻侮之情状,可不奋发图强以求己乎?」又写道,「艰难危急之际,唯有求其在己,力图自立,乃能有得。若希望他人有助于我,则是妄人自轻耳。」

即使列强和日本之间的关係恶化,也未必会给中国带来利益。比如说他在6月分注意到罗斯福任命史汀生为陆军部长一事,它表示美国对远东可能採取更强硬态度。但是他同时警惕自己不要自作多情,因为罗斯福只是关心他本人总统大选的行情而不是关切中国。他抱怨罗斯福「惟劝我继续抗战,诚不知他人之生死者也。」他甚至怀疑罗斯福之所以鼓励中国继续抗战,目的并不是给中国打气,而只是帮助他自己能够赢得下次总统大选而已。

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也注意到西方国家和日本关係走向恶化的迹象,例如美国海军舰队大幅提高夏威夷军力,英国夺得法国海军的控制权,美国实行对日本汽油和废铁禁运,乃至英美两国就大西洋海军基地和舰艇交换的协议,都是对日本的当头棒喝,但是这些发展对于中国抗战所能带来的好处,他并不感到兴奋,总是採取一种淡然置之的态度,「亦于我有益」,或是「然于我之关係太晚矣。」

过不了多久,他的怨气又会上升而写道,「美国上下皆自私图利,毫无公义,对受难者专谈豫佚之言,诚所谓对失意人谈得意事,此种国家将来必为法国之续也。」才隔一日竟然预言美国必将失败,「民主国家之所必败者,以其专作损人利己,毫无公道之心。余所以敢断英国速败,而美亦必不能久安也。」

当然更糟糕的是蒋介石有时怒气高涨到不可控制地步,甚至把英美和其他列强当成是一丘之貉。比如说,他在7月分写道,「倭之狂暴,俄之阴狠,英之奸狯,美之贪吝自私,国际之不可靠如此。今后世界惟以强权狡诈是尚,而信义公理扫地殆尽。吾惟以正义与公理为本,以上帝与人格是依,成败存亡惟有听之。」

9月又写道,「各国对华轻视,毫不动心援手,其狠毒有甚于倭寇者。」这里所指各国当然包括美国在内。10月分,他又採用了一些新字眼作为宣洩,「轴心国狂暴,苏联阴狠,英美吝啬自私,皆不足为友,且亦不欲余为友,并皆谋为害于我,独占中国。惟轴心三国之用意,则有轻重之不同。如明晰之,则倭当于我为敌意,意大利为无恶意,而德则出于无意,惟其本身计,不得不然。然余断德至今对余尚无一定之恶意,故较为可谅耳。」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之计在「自立自强,不倚不求。」

回顾1940年度春夏之前,蒋介石的外交注意力尚未放在美国,因此在日记里极少见到感情强烈之词,他对美国的行为有失望但是没有谴责。但是中国政府在1940年初开始改变它对美国外交的战略思路,集中力量全方位培植对美关係,却在半年中处处碰壁。难怪蒋介石从高度期望跌进高度失望,才会在日记里把怨愤尽情喷吐。也可能正是这种心情让蒋介石在8月中旬曾经一度打算电召宋子文回国。这表示他对美国的失望,而觉得宋子文在美国没有继续努力的价值?

1940是抗战艰辛的一年,蒋介石对美国的爱恨也高涨到不可控制
1943年10月,蒋介石、宋子文在重庆与来访的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合影。

1940年是抗战艰辛的一年,其间经过了许多惊风骇浪。这个经历或许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了解。

第一个层次是中日战争的和与战的选择

儘管有日本长期残酷的空中轰炸,地面上继续攻城掠地,派代表诱降,威胁承认汪精卫政权,和运用德国压力迫中国就範,但是重庆政府一贯不予理睬。事实上,蒋介石在这个众说纷纭的环境里一直保持清醒头脑,甚至还将心比心地从日本人角度审视中日战争。正如他所写,「对倭问题之研究。以其所牺牲,获得占领与惨澹苦痛所经营(土地、物资、事业、势力)之锦绣美丽之中华,如何能随便轻易而放弃,而归还于我耶?」

所以他认为日本能够接受的任何和谈的结局必然是中国丧权辱国,而这又正是中国所不能接受者。换言之,和谈是死路一条。幸亏的是,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在1940年底,依然断然预测,「倭寇死癥,绝无挽救之道。」诚可谓信心十足!

第二个层次是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大局中,中国的应对之策究竟应该如何拿捏

当然,世界大局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德国,义大利和日本结成轴心国同盟。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这个发展。到了1940年底,他理出了一个明晰的思路,作为中国应对的指南。他写道:

蒋介石特别提到当1939年欧战爆发时,他曾经表示意图参加英法阵线而遭到拒绝,使他感到「无上之羞辱。」而曾几何时,英法相继溃败,日本加入轴心国,而美国和苏联却仍然保持局外人身分。这使他警觉到中国必须小心谨慎地善用它的优势,不致成为列强尔虞我诈的牺牲品。

第三个层次则是中国如何达成自己的目标

既然中国决心排斥日本的诱和,又不热衷于随着列强的翻云覆雨而浮沉,则只能一心一意地坚持抗战。如前所言,中国政府在整个1940年在外交政策上做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认定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唯一能够在实质上帮助中国进行抗战的国家。所以无论遭受到如何的忽视和白眼,仍然全力以赴。

有趣的是,到了1940年底,他对美国的感情似乎变得宽容多了。显然地,美国援助量的增加,承诺派遣空中堡垒轰炸机到中国,都是令中国人感到欣慰的举动。而中国政府也感觉到,美国的增加援助也影响到苏联对华态度更趋友善。

蒋介石并开始关注美国大选。当罗斯福再度当选时,他在内心产生了大幅转变。他在致罗斯福贺电中称许其当选是「世界和平之曙光,且为人类正义之福音。」而他在私下又写道,「美国民主制度之高超,令人羡慕不置。特致电罗斯福祝其成功。此乃出余至诚,而非可以普通应酬之电文视之也。」到了11月底,当中国政府和英美两国进行了超过一个月的谈判而仍然没有结果时,蒋介石却很宽怀大度地感歎英美到底是民主国家,所以无法做出果断决定,也应该予以理解。这似乎是蒋介石在1940年首度以如此友善语调形容罗斯福个人,和表达对美国式民主的称羡。这是否预示1941年将是中美关係的收成年?

相关书摘 ▶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促使美国从中国外交视野的边缘走向镁光灯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联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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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锡生

中华民族自从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现代化外交关係以来,八年抗战最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回顾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列强在中国瓜分土地,控制中国的各种资源,但是到了1945年大战结束时,中国的国家地位彻底改观,列强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在主权和治权上,中国成为一个充分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战后新建立的国际秩序里,中国还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导致此项蜕变的最关键因素是,中国在珍珠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立即和美国、英国和苏联结为全球性战略盟友,对抗德国、日本和义大利的轴心国同盟,而其中特别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国和美国的结盟。

从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长达53个月之间的中美关係,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一书向读者提供新的思考方向。此外,本书尝试把这段期间领袖人物的形象、个性、心理状态、内心深处的盘算策划等尽量予以呈现,举凡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光甫、胡适等人的私人档案,日记等等,都提供读者极大的启示。

1940是抗战艰辛的一年,蒋介石对美国的爱恨也高涨到不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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